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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冬河脸上反而扯出了一点笑，像是兄长在笑话没出息的弟弟。

    可那笑容里，没有半点笑意，只有沉甸甸的疼惜和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
    “屁大点事，看把你们吓的，魂都没了？”

    陈援朝抬起头，脸上还挂着冰凉的泪痕，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

    “冬河哥，你就别安慰我了……让我死了这条心吧，真的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怕……怕现在心里头抱着一点希望，一点侥幸，到头来，摔得更惨，跌得更疼，那滋味……更难受。”

    他吸了吸鼻子，用手背胡乱抹了把脸，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：

    “中队长……刚才都跟我透底了。是我俩倒了八辈子血霉，撞了邪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五个人，吃死了俩，剩下仨还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……”

    “锅里的卤煮，公安局的人拿去验了，说没毒。”

    “可人死了，残了，总得有个说法，有个交代，给人家家属，给厂里，给上头……”

    “摊子是我俩摆的，卤煮是我俩卖的……人家是在我们摊子上出的事……”

    “吃死了人，偿命，欠债还钱……天经地义……我……我认了。”

    说到最后，他声音低了下去，几乎是在喃喃自语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麻木和深不见底的疲惫。

    这年头的老百姓，尤其是刚从泥土里拔出脚来的农村青年，对具体的法律条文是啥，大多模模糊糊，一知半解。

    他们心里有一杆更朴素、更直接，传承了千百年的秤。

    就是“天理良心”、“杀人偿命”、“冤有头债有主”。

    虽然不是他们亲手下的毒，可人是在他们摊子上吃出事的。

    陈援朝下意识地就把这滔天的罪责和绝望的后果，完完全全揽到了自己单薄的肩膀上。

    旁边跟着进来的那位中队长，听到这话，嘴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

    他本来想开口说点什么。

    比如例行公事地提醒陈冬河注意言辞，不要“误导”或“串供”。

    或者说些“相信组织、相信法律、会依法处理”的套话。

    可看着眼前这两个满脸稚气未脱，却已面如死灰的年轻人。

    听着他们绝望认命甚至带着解脱般的话语。

    再看看陈冬河那平静得异常，却仿佛蕴含着某种火山般力量的眼神。

    他到嘴边那些干巴巴的官话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，化作心底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。

    或许……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安慰吧！

    他心里其实也跟明镜似的。

    现场勘查的情况报告，他看过，疑点重重。

    那五个人的碗，当时混乱中不翼而飞。

    这份明显的蹊跷，在最初的报告里被人为地模糊处理了。

    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众目睽睽，上面催得紧，要求“尽快查明”、“严肃处理”、“平息影响”。

    总得有人，尽快站出来，把这事儿扛下来，把窟窿堵上。

    这两个从农村来、没根没底、除了一个据说有点关系的哥哥外毫无背景的倒霉蛋，无疑是最“合适”，阻力也最小的选择。

    中队长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他根本不信，也不认为陈冬河真能有通天本事，把人从这种铁证如山的人命官司里捞出去。

    有那本事和背景的人，能让自家亲弟弟在风吹日晒的集市上摆摊卖卤煮？

    早想办法塞进哪个国营厂当正式工，或者安排进哪个清闲单位吃公家粮了。

    他把陈冬河那些斩钉截铁，充满力量的话，只当成了是绝境之中，亲人之间最后一点苍白无力、却不得不说的安慰。

    是给将死之人，一点虚幻的温暖罢了。

    在陈援朝和三娃子眼中，那原本如死灰般的绝望，正像初春残雪被日头慢慢烤化，一层一层地往下塌。

    他们的内心不再被无助如铁钳般紧紧攥着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。

    “冬河哥，真的……还有机会吗？”

    三娃子问这话时，声音不自觉地发颤，喉咙像堵了团旧棉花。

    他半靠在病床上，两只手攥着被头微微颤抖着。

    村里相熟的长辈总说他心思重，想事想得太远。

    可眼下这关口，由不得他不多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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